在全球经济波动加剧、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的当下，中国如何开启“十五五”新局？
近日，在乌镇召开的主题为“在不确定性中锚定未来——全球经济形势与中国‘十五五’规划”的经济沙龙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发表主旨演讲，深刻分析当前挑战与机遇。本文为演讲全文摘编，供读者参考。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参加乌镇经济沙龙
林毅夫：
各位朋友，非常高兴能参加本次沙龙。那我就按照沙龙的主题“在不确定性中锚定未来——全球经济形势与中国‘十五五’规划”，谈谈我对全球经济形势和中国在“十五五”规划期间发展态势的判断。
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迷失的20年”
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我想大家已经形成了诸多共识。在我看来，有一点就是“乱”。
俄乌战争已持续4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区的战争也已超过两年。2026年2月28日，美国、以色列联合攻击伊朗，原来以为马上就会结束，但现在也持续近一个多月了。有人甚至形容现在已经开始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虽然每个人对此有不同看法，但综合来看，世界是非常乱的。
而且，这些“乱”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例如，现在会不会再爆发一次如同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因为伊朗和美国都宣称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量。如果形势继续恶化，那红海也会受到波及，这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但我更想说的是，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迷失的20年”，这是经济非常疲软的20年。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1960年到2008年近五十年，美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3%，这是美国之前的长期增长态势。但2008年到2025年这17年间，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1%。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冲击，但过去发达国家面临冲击时，大概2-3年就能恢复到原来的增长水平，现在距2008年已经过去了18年，美国仍然没有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对美国今年的增长率进行预测，原来预测的增长率是2.4%，但由于美以伊战争，在4月份将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0.1个百分点，现在预测的增长率只有2.3%。
美国1961-2024年的GDP增长情况折线图 世界银行
欧元区的情况和美国类似。1960年到2008年，欧元区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3.1%，2008年至今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下降了近三分之二。原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欧元区今年的增长预期是1.3%，但也是因为美以伊战争，将欧元区的增长预期下调了0.2个百分点。换言之，2008年以后欧元区的基本增长态势就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综上，可以很肯定地讲，发达国家陷入了20年的疲软，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种态势我想会再延续几年。
在谈国际经济的时候，美国表面上看起来比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好一些。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从美国爆发的，一般认为爆发的震中央应该受的影响更大，那为什么反而美国表现得比欧元区的其他国家更好？我想最主要的是它的货币霸权与金融霸权。2008年以后，美国就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后来还推出了无限制的量化宽松。一方面帮助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避免再出现如同1929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带来银行机构和金融机构倒闭的情况；另一方面采取失业救济等福利措施，来维持国内的消费。
通常情况下，一般国家不敢像美国这样进行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政策。但对美国而言，美元是国际通用的结算货币，在经济危机中大家也会把它作为一种相对安全的资产，愿意接受它，使得美国比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相对好一些，但也只是相对。更重要的是，这背后潜伏着更大的危机。试想一下，美元发行这么多，到哪里去？利用量化宽松政策把利息压低，是希望更多资金能流向实体经济，然后提高国家的长期发展潜力与竞争力。但实际上这一部分货币基本上没有流动到实体经济，出现了经济学里面所讲的“流动性陷阱”。
这一部分资金有两个流动方向。一部分流动到其他国家进行套利，其他国家利率一般比较高，美元又是国际通货，相关金融掮客利用这种优势去套利。为了维持美元的基本盘，有时美联储又会把利率提高一点，但只要美国利率提高一点以后，大量流动出去的资金又流回美国，造成美元大进大出，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宏观管理上的挑战。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金融自由化，资本账户应该开放，但因为美国的这种操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改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应该进行管理的主张。
更多的一部分资金还是留在美国国内，不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向带有投机性质的投资领域，如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率先引爆的，所以进入房地产的部分相对较少，更多的资金还是流向了股票市场。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时，那时的道琼斯指数是12000点左右。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还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都说美国的股票市场有很大的泡沫，果然9月股票市场的泡沫就破灭了。我前面谈到美国实体经济没有完全恢复，而现在的道琼斯指数是49000点左右，在12000点的时候就有泡沫了，以上诸多因素叠加，现在的泡沫必然是更大的，破灭时产生的冲击波肯定是更强的，这是我所认为的隐忧之处。
世界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转变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其实现在很多乱象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度相关。在我看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的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间，逐渐超过英国等强国，成为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并在全球经济政治治理中担任“领头羊”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正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今年在达沃斯论坛上阐述，二战以后形成的秩序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以美式霸权为基础形成的。在这样的秩序下，虽然世界各国看似基本上按国际规则行事，但只要美国认为对它不利，它就会违反规则，如果其他人违反规则，美国就可以利用规则进行制止和惩罚。
然而现在，情况出现了重大转变。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越美国。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提升，也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以我的经历为例，2008年我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是第一位担任这一世界经济学界最高职位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我之前的八任都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在美国和欧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如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或是拥有非常深厚的从政经验，如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或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等重要职务。由我出任这一重要职务，正是反映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反观美国，其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正在下降。特别是在俄乌、以巴战争中，用我们的话来讲，“队伍不好带了，老大讲的话下面的人不听了”。
上世纪80年代，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经济规模没有超过美国，但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日本的经济规模达到了美国的65%。这时美国开始对日本采取各种打压的政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逼使日元大幅升值，逼使日本自己限制出口和技术转让等。
美国以类似的想法打压中国，明显的就是奥巴马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奥巴马所谓的“重返亚太”，是想把美国原来在中东、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调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实际上是想利用军事力量围堵中国发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就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科技战。拜登上台后，提出组织“价值观同盟”，要把所谓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与中国断链脱钩。而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继续对中国施压。
1985年，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酒店（Plaza Hotel）签署了《广场协议》。 纽约时报
那么这会不会遏制中国的发展？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而2025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美国的134%。如果我国的经济继续发展，美式霸权的影响力肯定会相对减弱。
但是美国在军事、金融、国际话语体系上仍然具有优势，它就想利用目前占有的优势来压制中国。美国希望中国也能像日本一样，陷入所谓“迷失的三十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的人均GDP是高于美国的。但在“迷失的三十年”中，日本经济增长缓慢，现在日本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一半，日本的经济规模从原来占美国的65%到现在不到美国的20%，被削弱得多么明显，而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中国显然不会被动接受美国的安排与打压，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继续发展，并且要领先它发展。
遏制中国的发展是美国两党的共识，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这种态势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认为，大概到我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根据目前两国的人口发展趋势，那时我国的经济规模大概是美国的两倍。在那时，我想美国就会心悦诚服，就会接受中国的崛起。这就是“形势比人强”。
第一，当我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时，我国的经济规模就大约是美国的两倍，我们可以动员的力量就是美国的两倍。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忽略核战争这种同归于尽的情况，在常规战下，打的是消耗战。谁的补充能力强，谁的韧性足，谁就占有优势。回顾历史，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均出手遏制德国并取得成功，正是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规模领先于德国。在消耗战中，经济规模越大，补充的速度就越快。
第二，我国拥有具有强大经济活力的区域。如果我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那么北京、上海、天津，加上东部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五省，以上三市五省的人口规模是4亿多，和现在的美国相当。更重要的是，以上区域的人均GDP应该会达到和美国同一个水平。这就代表着我们国内拥有一部分人口规模比美国略大、但总体经济水平跟美国相当、产业与技术水平跟美国相当的经济区域，到那时美国基本上就没有卡中国脖子的手段了。
第三，贸易是互利双赢的。美国具有诸多位于世界前沿的产业，产业要继续发展，就需要有新技术与新产品，新产品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而高投入就意味着高风险。成功以后有多大的利润，取决于有多大的市场，市场越大，回报率就越高。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美国的一半，那中国就是美国本身两倍以上的市场，到那时，对美国的龙头企业来讲，是否能入局中国市场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能在中国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那在利润方面就有保障，相关企业就能继续投入研发，形成良性循环；如果缺失了中国市场，就可能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乃至亏损，研发投入变少，竞争力变弱，最终被淘汰出局。
对美国普通民众而言，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他们的生活中需要中国的产品。在一系列现实因素下，我想面对在军事上打不了中国，在科技上遏制不了中国，再加上本国国内经济增长、就业、社会生活的需要，美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达成一个稳定而和谐的关系，那我相信，世界上很多事情就好解决了，当前的这种乱局也能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中国经济仍有8%的增长潜力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面对当前的乱局、世界经济的疲软以及中美关系紧张，对我们来讲，发展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与关键。
在“十五五”期间，我国会保持怎样的发展态势？“十五五”规划并没有明确提出每年的具体增长指标，而是提出每年按照实际情况来确定经济增长指标。在本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4.5%—5%，同时强调“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我国在“十五五”期间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我国的增长潜力到底有多大；另一方面，我国在挖掘增长潜力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是什么，这些困难能不能克服。在我的观察中，国内媒体报道或学界讨论时，困难说得多一点，这当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能不能看到这背后有没有增长潜力，怎么来抓住增长潜力？
关于中国的增长潜力，我认为到2035年之前，还有8%的增长可能。我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判断？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实际就是现有的产业技术必须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提升。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潜力在何处？我觉得一方面是后来者优势。我国现在的人均GDP是1.4万美元，而美国为8万多美元，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在4.5万至5万美元之间，我们目前的人均GDP与美西方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也就代表我国产业和技术的平均水平，这方面和美西方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但这个差距并不代表我们会一直落后，这也代表着一种潜力。我前面提到了美国现在的技术普遍在世界前沿，而新技术、新产业必须通过研发得到，投入大、风险高。美国1960年至2008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3.3%，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增长率长期维持在9%以上，这47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8.9%。显然，我们处于追赶阶段，有后来者优势。
我国的后来者优势有多大，这只能从历史经验来看。2019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2.6%，这大致相当于德国在1946年与美国的差距、日本在1956年与美国的差距、韩国在1985年与美国的差距。
德、日、韩是发达国家中经济表现比较突出的，观察他们的经济增长态势，我发现：德国从1946年至1962年，这16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4%，同时期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0.8%，即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6%；日本从1956年至1972年，这16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6%，同时期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即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6%，和德国一样；韩国从1985年至2001年，这16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即使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出现过负增长，同时期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0.9%，即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1%。
以上三个国家，在当时都是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他们利用后来者优势能够做到人均GDP增长率达8%以上。同理，我国同样处于追赶阶段，我认为我国也有可能在2019年至2035年这16年间，实现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8%的成果。
并且我认为我们的潜力不可小觑，为什么？德、日、韩三国追赶时，并没有出现现在所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且我认为我国存在以下四方面的优势：
第一是人才的优势。针对以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我国极其重视这方面人才的培养。我国每年在STEM学科，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方面学科的大学毕业生达600万人，这种人才规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突出的。
第二是市场的优势。按实际购买力计算，我们的国内市场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了。而当下我国任何新技术的突破，都可以马上进入到这一最大市场，可以量产达到规模经济。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我国市场大、应用场景多，让我们更容易创新，帮助中国在这些新领域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竞争力。
第三是产业的优势。我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想法变成产品的过程中，需要的零部件在国内比较容易获取，相关的产业配套也比较齐全。
第四是政策的优势。我国善于利用产业政策，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利用市场手段激励企业家的积极性，利用政策手段帮助企业家克服在创新、产业发展上遇到的瓶颈限制。过去发达国家批评我国的产业政策不对，现在都反过来学习我国的产业政策。
研究增长潜力就像是看一棵树能长多高，树能长多高，基因是内部因素，然后还要考虑气候、土壤、肥力等外部因素。类似的，我国要把自身的发展潜力全部发挥出来，确实有不少困难要克服。
第一是出口方面的压力。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我前面提到，美西方经济比较疲软，市场不振，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增长缓慢，不利于我国出口。尤其是我国的出口企业中，大部分是民营企业。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的年平均出口增长率为18%，我国加入WTO以后到2008年，出口每年都有超过20%的增长，当时大家以为这一出口增长速度会继续延续，所以也参考这个速度进行投资。没想到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复苏进程缓慢，对我国的出口造成了不利影响，现在出口增长率降至5%不到。这给我国以出口为主的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造成产能过剩、投资意愿降低等后果。
第二是美国方面的挑战。美国还是会不断地想方设法来施压，对我国施加高关税，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制造各种障碍。
第三是国内面临的压力。我前面提到国际形势不好，美国又在贸易、科技等方面对我们施压，这就会造成国内有各种产能过剩的情形。再加上我国对世界做出的相关承诺，例如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还有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要投入大量资源去应对。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不管是哪种挑战，我相信我们可以利用国内的潜力来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发挥这个潜力，需要我们更加努力，要建立起信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虽然现在我国确实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国际、国内学界也在讨论放缓的原因。但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的差异是什么？美国国内经济形势不好时，通常会把责任推卸给其他国家；而中国经济表现不好时，基本会认为是国内因素造成的。
现在国际上盛行“中国见顶论”“中国崩溃论”，列举很多原因，比如说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然后与日本作对比，提及日本出现人口老龄化之前经济增长非常好，出现人口老龄化以后就出现了“迷失的30年”，所以中国也很有可能陷入类似于日本“迷失的30年”的境地。
可是，全世界有53个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的部分国家。对此，我把这53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27个国家，它们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或更高水平，如欧洲的部分国家、日本。另外26个国家，它们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不到美国的一半，比如我国，也就是“未富先老”。
多数观点认为“未富先老”的国家会比“富了才老”的国家面临挑战更多。但我根据实际数据分析，发现这些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在进入老龄化前十年和后十年的经济增长表现实际上和我们的第一印象正好相反。那些“富了再老”的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人均GDP增长基本没变化，GDP总量增长略有下滑；而那些“未富先老”的国家，后十年的人均GDP增长与GDP增长反而加速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直觉的结果？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后果就是人口增长停滞，劳动力数量不增反降。但经济发展除了关注劳动力的数量，还关注劳动力的质量，即所谓“有效劳动”，而有效劳动等于劳动者数量乘以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人口老龄化不是“黑天鹅”事件，是可预知的，既然可预知，那国家就会采取应对措施，比如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水平等。
以我国为例，我国现在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是11.4年，新进入到劳动市场的这一部分年轻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是14年，而接近退休的那一部分劳动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是7年。由此可见，我国劳动力素质在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带来有效劳动提高。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后，它也会采取增加教育投入等措施，但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原本就处于较高水平，提升劳动力教育水平的空间已经不多了，所以靠提高教育水平来提高有效劳动，也就只能勉强维持人均GDP增长不变。可“未富先老”的国家，其教育水平可以做到大幅提高，从而有效劳动增加，不仅有效劳动增加，而且更有利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带动GDP和人均GDP的增长。当然我并不是说人口老龄化没有负面影响，这对我们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等方面都会带来挑战。
前几年盛行对日本经济疲软的讨论，有一个观点认为因为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家庭负债、企业负债增加，消费意愿、投资意愿降低，所以经济增长疲软。然后关联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破灭了，所以认为中国也会出现像日本那样的所谓资产负债衰退的情形。
我觉得这类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一个企业是否进行投资，不完全取决于负债多高，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良好的投资机会。如果有良好的投资机会，企业依然有投资意愿，银行也愿意给予贷款。我前面分析，我国有那么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机会，所以这一方面与日本的情况不完全一样。那家庭愿不愿意消费也不完全取决于负债，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工资会不断增长”这个预期，如果经济能够持续增长，工资增长，那家庭的消费意愿一定会增强。如果企业能进行投资，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而实现企业利润上升，带动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肯定也会带动家庭消费。
而且我国现在的家庭储蓄量大，家庭储蓄、居民储蓄是GDP的1.3倍，这说明并不是没钱，而是没信心。2024年，我国家庭储蓄、居民储蓄增加了14万亿元，达到了GDP的10%，2025年又增加了14.6万亿元，同样达到GDP的10%。
最后我想对我们的企业提三点建议：
首先是要有信心。当前国际形势确实不佳，我用“乱”和“慢”来进行概括。但在这种非常不确定的国际形势当中，我想有一点我们可以有信心，就是中国的稳定与持续发展。我相信我国在“十五五”时期能达到每年经济增长5%左右的目标，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0%以上，全世界能保持经济稳步增长、机会最多的国家还是中国。
其次是抓住政策机遇。如果企业的产业投资在国内，我想最主要的是要抓住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机遇，“十五五”规划中提到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即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及智能机器人，如果有合适的人才与资金，可以往这方面着力。企业进行投资时，要仔细研读我国的五年规划。我国是善于利用产业政策来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国家。回顾“中国制造2025”，当时有不少质疑的声音，但实际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2026年4月19日，在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比赛的路线上，北京交警机器人首次正式亮相并在赛道指挥选手奔跑。 央视新闻
如果企业在传统产业领域，那么可以用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来改造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我想这也是一个方向。现在市场增长慢，但规模还是巨大的，只要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好的质量，那还是很有希望的。
另外，国内居民收入水平还在提高，带动消费升级，而消费升级的方向必然是越来越个性化、多样化。当下有很多新的“潮”产品出现，例如前段时间出圈的Labubu，我认为“新”这一方面是可以投资的。
最后，针对国外市场，我认为需要做到“往南”与“往内”。“往南”就是说现在发达国家相对疲软，并且对中国出口有时候也会设置障碍，但南方国家对中国产品会有巨大的需求。我们不难发现，近些年我国对东南亚、中亚、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出口市场不断扩大。这是一个机遇，而且在较长时期内都会保持这一趋势。
“往内”就是充分利用优势产业。例如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欧美国家可能会增加关税、制造障碍，但是它们国内对我们的产品其实是有需求的，那如何克服这一贸易障碍呢？我想就是来到当地进行投资，在当地建设生产线，一方面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相信当地政府和居民会欢迎；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进行技术传播，产生技术外溢，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我想这也是会受到当地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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